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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考研政治: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考研教育网   2010-12-21 08:59 【 】【我要纠错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大跃进”的兴起

  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这年冬季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有效地地提高了农业抗灾的能力,为农业增产增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大跃进的发动,初衷是好的,但结果是违背经济规律,破坏了经济平衡。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至1964年,国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有2/3是在这个时期动工的,后来形成了一大批生产能力。这个时期,原子能利用等一些尖端技术开始被突破,农田水利建设得到显著发展,并长期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地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各项高指标中又特别突出地强调钢铁指标和粮食指标,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推动“大跃进”的同时,还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思想指导下,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体制是 “政社合一”,特点被概括为 “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 ( “大”指规模大,“公”,是公有化程度高。“平”指绝对平均的分配方式,“调”指对原属个人或高级社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无偿调拨。)

  结果:脱离农村生产水平,伤害社员和小集体利益。

  二、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为了纠左,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召开了五个纠左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这些会议对于正在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但是,这些会议因以坚持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前提下进行的,带有很大局限性。

  庐山会议:

  (1)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想统一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

  (2)会间,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认为1958年大跃进,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3)毛泽东错误地认为这是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

  (4)8月,在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三、国民经济的调整

  (一)调整开始的标志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紧急指示信》的发布和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和政府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

  (二)调整中形成一系列工作条例

  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其他领导人也主持制定出有关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三)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为了纠正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于1962年1月、2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因来自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七千人余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

  意义:这次会议对于恢复实事求和发扬党内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起了积极作用,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推动形势迅速好转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四)四个现代化的提出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五)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至1965年)

  1963年至1965年进行的。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现代史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其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上述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① 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

  ② 文革发动和开始的标志: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上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文革领导机构。再发动:1965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印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三)全面内乱的形成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接着 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他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66年2月前后,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不同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和打击。此后,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

  经过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历时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确凿的事实证明,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四)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简称“九一三”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五)挫败 四人帮组阁图谋

  1973年8月召开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派性斗争又起,极左思潮再度猖獗。江青等人还利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之机,达到实现由他们组阁的图谋。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告诫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随后,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遭到挫败。

  五、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整顿最初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次邓小平复出的整顿,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天安门事件: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受到四人帮的蒙蔽,)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文革的结束: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教训

  (一)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

  因此,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严重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积累下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新事物、新问题时,容易照搬过去的经验,把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仍然习惯于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去处理,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第三,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这些都促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产生。

  第四,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三)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在1956年到1976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依然具有巨大凝聚力。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

  第二,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四人帮批评和揭露。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第四,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正如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四)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提供的教训也是极其惨痛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清国情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对国情的深刻认识;

  二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三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中国共产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四是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是必须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坚持以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全党的战斗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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