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与企业社会责任是逼出来的吗

2006-4-27 16:30 中国商界 【 】【我要纠错

  嘉宾:

  宋远方: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武常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杨  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助理

  姜万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周雪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公关部主任

  最近,国家电网公司已经率先发布了它的社会责任报告,这也是中央企业第一次就社会责任发布专门的报告。据称中海油集团也在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同时中石油“不仅着眼于企业利益”的形象广告出现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正在为自己的形象展开一场公关战。有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种种表现是在现实情况下被动而为,是“逼”出来的,也有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由包括商学院教育在内的教育机构培养出来。

  企业社会责任:逼出来的吗?

  记者:去年以来,从中石油所属的吉林石化双苯车间爆炸污染松花江到广东北江韶关段水污染,再到重庆市开县天然气渗漏事故。这一系列让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故,令人不得不重提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与此同时,慈善榜上,多数企业的表现总是差强人意,您如何看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

  宋远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很多机会,企业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人的素质,管理的规范都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速度。整体观念,人员的素质与企业发展过快的矛盾,造成了诚信体制、责任心等的缺失。

  武常岐:企业社会责任在现行的商业规则中有时比较难以界定,尤其是外溢性的社会责任更难以界定。如环保、员工待遇、利益相关者包括用户、银行、社会环境等的满意度。环境化生产越来越突出,客户对质量包括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是看不到的,无形的竞争,在商业契约中很难体现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随着跨国企业更多地参与到中国经济中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就随之突现出来。

  杨斌:作为一个危机高风险行业,石化行业本身就易出现这些事故,这一点在管理成熟的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安全生产问题,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了。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相比,处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意识相差较远,还处在认知学习的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种模式还未做到。

  虽然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挂在嘴边的话题,但挂在嘴边不意味着已经进入思想,相比全球CRS来说,我们就是处在认知的初级阶段。这些年随着媒体宣传尺度的放宽,网络等多样化地表达方式,使一些企业违反社会责任的事件被大量曝光,而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这些报道可能会令人感到对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失望,对中国企业家还远未达到满意的程度,但应该说,与十年前相比,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在退步而是在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与百姓、媒体的期望值还有差距。

  姜万军:目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的确还很淡薄。正是由于意识淡薄,才问题不断。所以在主流媒体上,经常看到“重大矿难”、“饮用水污染”、 “假冒伪劣”、“毒奶粉”、 “苏丹红”、 “工资拖欠”等等触目惊心的字眼。

  从社会经济大背景看,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的时期。因为,这一阶段市场机制还不成熟。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人们追求利益的愿望也被激发出来。因而,不同利益主体、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出现,市场产生的各种弊端,诸如“权钱交易”、“见利忘义”、“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贫富悬殊”等社会失范开始显露。倡导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平衡发展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周雪林: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而且这种趋势也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今天,企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体,也是一个“公民”。企业在实现自身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积极关注环境问题,关注社会和治理问题,从而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企业和社会相互相存,企业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知识、技术和手段,推动社会的发展;反之,如果整个社会发展了,企业也能更好地发展。因此,企业家必须改变陈旧的观念,充分认识到企业是社会变革进程的一部分。有些企业担心,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将加重企业负担,削弱其竞争力,这完全是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只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能被消费者和社会所接受,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

  公司责任至少包括三项重要的责任:股东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因此,社会责任不是额外负担,而是企业应尽的义务,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各个国家都在通过立法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例如美国在2002年通过了奥特斯立法案,规定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如果明知故犯做假账就要承担最高20年的刑事责任。中国也不例外,新的《公司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记者:在媒体曾报道过全国有过捐赠纪录的企业不足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背景下,商学院社会责任教育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周雪林: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并不等同于慈善事业。通过捐赠回报社会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小部分内容。企业社会责任首先是企业员工责任。比如在戴-克的社会责任报告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有关员工责任的。这一角度而言,企业在诞生之时就开始面临社会责任了。

  企业捐赠跟文化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的传统概念中,个人财富都是代代相传。而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将个人积聚的财富通过各种形式回馈社会,如设立基金会、捐赠等。例如,比尔·盖茨只将一小部分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女,而将大部分财富通过设立基金的形式回报社会。在美国,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中国还需要时间,需要改变财富观念。

  记者:有专家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它的主要社会责任是把生产、销售和服务搞好,只要让企业能正常守法运营就已经尽到了主要的社会责任,而捐赠之类的外溢性社会责任主要是企业家的责任,您如何看这种区分企业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观点?

  杨斌:没有一个企业处在纯粹的市场之中,在非市场环境下,决不只是搞好的生产经营,满足了顾客的需求就够了。过去我们认为创造利润、增加财富、税收、就业是企业的目的,但现在看来,这是不够的。企业要像一个公民一样。比如一个普通人,如果只做一个守法的人,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够的,他还要做一个好人,一个让别人喜欢的人,一个别人愿意打交道的人,一个被认为是负责任和讲诚信的人。企业也一样,企业应该为对你的经营起关键性作用的方方面面负责,比如环保,比如员工权益等等。这其中环境是一个最有意思的方面,看起来环境无言,不会出来说话,但环境有代言人,舆论就是环境最好的代言人。

  姜万军: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它的内涵是:企业不仅应该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商业伙伴、社区、自然环境等利益主体的社会责任,包括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安全的产品和服务、遵守商业道德、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自然环境等。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新的企业治理结构。它是企业对其自身各种行为的约束,它既是企业应该追求的宗旨和经营理念,又是企业用来约束企业内部,包括其商业伙伴行为的一套管理体系。捐赠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很小的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企业与企业家,或者,确切地讲,是企业与经营者的关系。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企业的社会责任是通过经营者(或企业家个人)的经营理念和行为体现的,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所以,提倡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教育和改造企业家或经营者的过程。

  社会责任能“教”出来吗?

  记者:在多数企业面临社会责任“考验”的大背景下,有人提出培养企业家的商学院尤其是EMBA中心应该承担起部分培养企业社会责任的角色,您认为社会责任能通过学院教育培养吗?为什么?

  杨斌: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对商学院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要让学生明白企业目的的复杂性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让学员们明白,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慈善捐款,充足的就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比这来得丰富深刻得多。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过去那种经济与商业伦理无关的观念已经从主流社会中退隐了。我认为,对于商学院来说,与其说“教”企业社会责任,不如说“唤醒”。责任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只不过有时沉睡了。商学院就是要唤醒他,要让他们觉察到社会责任感。现代社会,由于分工起来越细,一个产品的生产者越来越难与最终的消费者相见。比如,巴西的咖啡种植者与中国的咖啡饮用者之间。这种隔离让很多人忘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目的就是唤醒。成人的道德是不能被灌输的,只能来激发他们心中被隐藏的部分。

  武常岐: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是商学院的使命。现在企业在社会责任上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意识问题,另一方面有些企业想做却不知道如何做?北大光华正在组织教师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课题,通过做标准和体系,使得企业增强意识,更懂得如何做,这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和推广工作就会更容易些。

  宋远方:我觉得从两个层面来讨论,就商学院的教育而言,当前管理学的研究方向和整个市场,人文环境的变化,导致商学院从教育体系上,贴近当前的整体形式的要求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对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要求是办现代商学院教育的潜藏要求。社会发展强调整体最优及系统化思维方式,从企业战略、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讲,早期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对人和整个社会侵犯的事已经不能持续了。第二层面,从企业的战略层面来说,过去讲利益最大化,是相对的最优,不存在绝对最优。本世纪,企业的发展更加强调供应链思想与协同合作的精神,企业已经不能靠单打独斗来占领市场。技术进步、更新换代加速与全球信息化,带动从销售端到供应商整体都要求协作,在这种背景环境下,就是客观上要求在现代管理理论思想体系下搞好企业必须对社会负责任。

  商学院的教育不能脱离实际需求,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很多的课程都在强调协作、沟通、配合,追求和谐满意的结果。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需求决定一切。由于市场变化,商学院要随之强化这种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教育,如营销学上强化绿色营销、供应链强化绿色供应链的开设与提出,还有诸如企业伦理、领导力、企业家精神,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化。如绿色供应链从产品设计开始就考虑社会责任。可以看出这些课程中已经涉及了社会责任。研究社会责任的学者已成为教育的热点。这些课虽然从实战角度有些超前。

  记者:您认为,社会责任是由法律规范规定出来,还是由商学院培养出来更有效?

  杨斌:只谈法不讲教化,有时人就不会幸福,心灵是苍白的。法可以触及社会的一些方面,但是永远不能取代道德和社会规范。比如企业文化,就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要做,但其意义却被大家认可。现在有两种误解,一种认为自由经济最好,另一种就是法能代表一切,我认为,宗教或者精神的力量可能起到更多的作用。

  姜万军:通过政府的法律规范和商学院培养都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法律规范主要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约束力”,商学院教育则是通过教育和改造现有和未来的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意识和经营理念,从他们的“内在意识和责任”方面,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两者是相互配合和补充的。

  宋远方:社会责任是两个层面,一种是遵守,另一种是主动完成。前者在教育力量中可能会使企业遵守,后者应该有政府的措施来奖励。商学院应该可以教育出来遵守道德准则的企业。对更高的要求,应由政策、体制等来激励。如西方的免税政策就是一种激励政策。这一点仅靠教育是达不到的,教育出完全自律的企业是不可能的。必须有奖励体制,否则就会出现做好事无门的情况。

  姜万军:既然提倡企业社会责任,是教育和改造企业家或经营者的过程,显然商学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国外越来越多的主流商学院已经开始在核心课程中纳入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课程,培养未来商业领导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我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也正在筹划开设相关课程。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树立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单靠商学院教育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实际上,目前国际上正在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至少有7个方面的推动力:第一,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努力:如,联合国的“全球协议”(UNGC);第二,众多非政府组织(NGO)的指导原则和标准 ,如,大家都熟悉的SA8000;第三,各国政府也开始参与和引导相关活动,如,中国政府的和谐社会建设;第四,诸如共同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发起社会责任投资(SRI)基金,将其投资选择同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关联,要求接受投资的企业,不断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在美国这类机构投资者已经超过200家,管理的资产已经达到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的总资产的11%,而且还在加速增长;第五,为了适应上述来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压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声明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规范和标准,同时,也着手制定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来规范自身和供应商行为,并且定期发布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年度报告;第六,越来越多的媒体,致力于监督企业,特别是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揭露企业的丑闻或其它不当行为。而且诸如《财富》和《福布斯》等权威商业媒体,在企业评比排名上,还加上了“社会责任”标准;第七,商学院也调整课程计划,培养现在和未来商业领导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周雪林:商学院有一门课,叫商业伦理学,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个人认为,商学院不仅应该传授管理知识和技能,更要强调企业家责任和商业道德,这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尤为重要。

  社会责任教育如何入手

  记者:如果商学院能培养,您认为该从哪方面培养?如何教更有效?

  杨斌:我认为,唤醒的方法是通过深度潜水,用身临其境的方法。如让企业家与最终用户、员工、环境代言人、供货商交流。坐在办公室中是最有可能作茧自缚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让商学院的教师对企业的目的有个更丰富、复杂的认识。让我们的商学院教师不仅看到财务、营销、战略,不只教学生划算与否、经济与否、盈利与否,更要有一个轴是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这个维度的好坏,最后将决定企业的根本。我们不是惟道德论者,但是要想实现持续的盈利,社会责任是不能忽视的。比如汇丰捐给我们一千万元,我们用来组织学生到甘肃农村考察,当学生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贫困时,他们的使命感和原来的一些观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一种“See-Feel-Change”的培养过程。对于MBA的社会责任教育,我们更强调企业实践,要学生了解全球化经济下诚信、责任对未来的影响。我们开设一门商业伦理的课程,32学时,同时有一个讲座叫《战略性企业社会负责》。还有些老师提出要增加这方面的课时。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教育对于商学院来说是一种平衡,是对商战谋略教育的伦理平衡。

  武常岐:企业社会责任教育过去在商学院教育中就有相关的课程如伦理与管理哲学,治理结构等课程中有所体现。商学院的EMBA做为企业家比较集中的受教育场所,可以通过一些专题和活动告诉企业家如何做,如告诉学生欧美一些大企业有专人负责企业社会责任事务,并定期公布企业社会报告,利用这些手段与公众沟通。北大光华还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实践中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如光华EMBA学生捐建的河北易县希望小学;非典时期,EMBA学生捐款给北大医院用于购买医疗设备;还在EMBA中发起的不让一个北大同学因贫困上不起学的活动等。

  宋远方:至于开课,我们渗透在财务、营销、战略、企业伦理等各门课中。当然不能靠说教,这也是利益驱动问题——企业为了生存,必须履行社会责任。这样他们才会接受。如何将企业伦理从虚中讲实,更可操作,也是商学院教育的一大挑战。人大商学院的EMBA教育也强调“提升自我,达善社会”的理念。我们希望, 通过EMBA的教育,能够提升企业家自身的素养,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我想这也是教育的责任。

  姜万军:商学院对于学生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培养,不单纯是通过课程教学。商学院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影响可以表现在知识创造和知识传播等方面。从知识创造角度,商学院应该积极开展相关的研究,帮助企业和社会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已经开始相关研究,并且已经完成了“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课题,相关理论研究也在进行中。另一方面是知识传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通过课程教学、讲座、参与研究等形式,培养学生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同时,通过咨询、企业调研、短期培训等形式,直接帮助各类企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周雪林:一方面可以通过开设课程,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讨会和讲座形式,讨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可能是中国大陆最早开设商业伦理学的商学院。与此同时,我们还定期举办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企业高管、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通过对话的形式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去年10月,我们和德意志银行联合举办了这样的论坛,就政府和企业如何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外,我们也邀请企业家在我们的高层管理论坛上进行现身说法。去年,美国最大的私人化工公司亨兹曼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乔恩。亨兹曼在做客中欧时就作过“胜者永不欺骗”的演讲。

  记者:前两年曾被媒体热炒过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证,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是跨国企业的一个“市场阴谋”,如今您如何看关于社会责任的一些认证?它是否和商学院的培养是两条路?

  姜万军:如同政府的法律规范一样,诸如SA8000这类的认证制度(目前国外这类的机构和标准很多),也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的“外在约束力”之一,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7种力量,目前的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若干不同的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把这些力量归纳成两类:一是“外在约束力”,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投资者、媒体等等。SA8000等认证标准,属于来自非政府机构的“外在约束”;二是“内在约束力”,包括商学院对企业经营者的意识的培养和改造,以及跨国公司自身和相互之间的约束。这些认证同商学院也是相互配合的。

  宋远方:企业想获利,就要自己做得更好,处于优越的竞争态势,任何企业都一样,不存在纯粹的生意,任何企业总有利益出发点,但是要注意其立场。一方面从长期看,其结果是否对人类、对中国社会性的文明进步有益,只要是有帮助的就应该做。当然执行上要照顾中国的国情,有急进与缓进之别。另一方面,我们要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全球市场竞争的大潮下打败欧美竞争对手,靠的是我们要比他们更强,从这一点上,仅靠保护是做不到的,只有自强。希望有一天,中国企业拥有自己的技术标准,社会责任做得更好,我们来影响竞争对手,那时我们就不用空嗟叹了。

  武常岐:关于SA8000,我们不去猜测跨国企业的动机,中国企业要注意自身的社会责任问题,一些企业确实存在着环保、拖欠员工工资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还是社会法治目前难以强制做到的。如社会服务、社会捐赠等,这就需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来实现。

  杨斌:我认为,社会责任的认证之类的东西对中国企业改善社会责任状况是有用的重要的。当然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但不要妖魔化这种有积极意义的社会运动,不要被情绪化所左右。中国的民族工业要理性看待社会责任问题。

  记者:最近,国家电网公司已经率先发布了它的社会责任报告,这也是中央企业第一次就社会责任发布专门的报告。据称中海油集团也在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同时中石油“不仅着眼于企业利益”的形象广告出现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正在为自己的形象展开一场公关战。您认为这些做法是否有利于社会责任的启萌?

  姜万军:这是值得高兴的开端,至少说明中国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压力,而且开始面对这种不可回避的现实。编制和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以作为企业应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很好的切入点:通过编制相关报告,可以帮助企业梳理相关工作现状与问题,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确努力的方向和战略。

  宋远方:这是个好事,但我们看问题要有历史的眼光。过去都是国有企业,企业是人民的,政企不分,国有企业自然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此惯性下,今天我们的大型企业发现,企业不是政府部门的角色了,后来企业则把社会责任甩到脑后去了。现在,一些企业又回过头来重拾了。转型后企业回归企业本身,自然就要有社会责任。这个进步是个历史的进程,越多越好。西方一些企业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表率,它们有很强的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如强生事件等很多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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